没有产权保护，创新的冲动就会受抑制。Facebook的出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要是在中国出现的话，有可能被拷贝抄袭多遍，不仅原创者会被抛弃，连最先的抄袭者也会家破人亡。但在美国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你是不能抄的，你抄了就罚你几十亿美元。这么严格的保护制度，谁都知道不能随便侵犯他人。实际上保护知识产 权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别人用来打压我们的手段，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几十年、上百年后我们国家的科技就有希望了。

科技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问题，一个理论的突破，构成社会价值贡献，需要二三十年。雅各布突破CDMA的时候是上世纪60年代，是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一看到高通（微博）赚钱了，就感慨怎么我们不是高通呢？二三十年前我们还在搞“文攻武卫”，高通CEO那个时候，流行谁读书谁愚蠢，所以我们今天把心平静下来，踏踏实实做点事，也可能四五十年后我们就有希望了。但是现在我们平静不下来。中国的大学教授，要比论文数量，但又产不出这么多来，就只能去抄，抄论文还能有什么创新获得诺贝尔奖呢？我们必须要改变的是学术环境。

在我们公司的创新问题上，第一，一定要强调价值理论，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定是为了创造价值。但未来的价值点还是个假设体系，现在是不清晰的。我们假设未来是什么，我们假设数据流量的管道会变粗，变得像太平洋一样粗，建个诺亚方舟把我们救了，这个假设是否准确，我们并不清楚。如果真的像太平洋一样粗，也许华为押对宝了。如果只有长江、黄河那么粗，那么华为公司是不是会完蛋呢？这个世界上完蛋的公司很多，北电就是押宝押错了。中国的小网通也是押错宝了，押早了。小网通刚死，宽带就来了。

英雄常常是生不逢时。有一些人性格很刚烈，大家不认同，如果生在抗战时代说不定就是英雄，说不定就能当将军。我们是从人类社会的需求和价值基础上，假设将来数据流量会越流越大，但这不一定符合社会规律。马克思理论假设的前提是那时候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他说的物质极大丰富，准确定义是什么呢？因为马克思没有拿出标准的数学公式来，我们还以为有更高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的假设是要接受长期批判的，如果假设不对，那我们就要修正。首席科学家要决定带领我们往哪里突破。

第二，在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更多地宽容失败。宽容失败也要有具体的评价机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允许大规模失败。我们是高端研究领域，模糊区域更多。有一些区域并不是模糊的，就不允许他们乱来，比如说工程的承包等都是可以清晰数量化的，做不好就说明管理能力低。但我们进入的是模糊区域，我们不知道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会做成什么。因此，在思想上要放得更开，你可以到外面去喝咖啡，与人思想碰撞，把你的感慨写出来，发到网上，引领一代新人思考。也许不只是华为看到你了，社会也看到你了。当你的感慨可以去影响别人时，别人就顺着一路走下去，也许他就成功了。所以在创新问题上，更多的是一种承前启后。

作为科学家，也许你对人类的预测，你最终也看不见，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一定错误。

比方说中国人吴仲华在上世纪50年代写了涡轮机械三元流动的方程，发表了论文。英国按照这个理论做了第一代斯贝发动机。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访问英国，问我们可不可以引进生产，英国说可以呀，小平很高兴，就站起来向英国科学家致敬。而英国的所有科学家都站起来向中国致敬，因为这个技术是中国发明的。这时吴仲华正在湖北五七干校养猪。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汉语拼音。1979年，复旦（微博）大学教授周有光认为要到国际标准化组织去陈述中国对文字的观点，别人就邀请他去了。上飞机之前，单位告诉他，因为你是外方邀请的，单位不负责所有差旅费。于是，他一分钱补贴也没有就去了巴黎。他用了三年的努力，从国际标准化组织那儿争取到中国要使用的拼音文字。不然，我们的汉字就无法融入电脑时代。因此，要构成一个突破，需要几代人付出极大的努力。

现在到处都在讨论自主创新的问题，我特别不同意，为什么一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闭关自守。我们为什么要排外？我们能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吗？我们在创新的过程中强调只做我们有优势的部分，别的部分我们应该更多地加强开放与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构建真正的战略力量。我非常支持异军突起的创新，但要在公司的主航道上才好。所以，一定要避免建立封闭系统，而是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特别是硬件体系更要开放。不开放就是死亡。

鼓励产生将军的机制

华为从当年三四十台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商走到今天，在于有将军的长远眼光。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产生不了将军呢？是文化机制问题、考核机制问题。胡厚昆（华为高级副董事长）说过，我们的利益机制要从“授予”改成“获取”。授予就是我们上面来评，该给你多少钱该给他多少钱。以后我们改成“获取”、“分享”，将给整个考核机制倒过来，以利益为中心。为什么我们的机关这么庞大，是因为机关来分钱，机关先给自己留一块，自己发得好，工资也涨得好，剩下的让在阿富汗的弟兄们分，结果他们拿不到多少。这就是一种不能鼓励产生英雄的机制，不能产生战略的机制，所以我们现在要调整过来。

在调整的这个过渡时期，我们呼唤更多有战略眼光的人走到管理岗位上来。我们看问题要长远，我们今天就是来赌博，赌博就是战略眼光。我们赌什么呢，赌管道会像太平洋一样粗。

我们要做到太平洋的流量体系，有没有可能做到？举个例子，空中客车和波音的竞争，波音就假定了这个世界是个网络型的世界，点到点的飞行，这样不需要枢纽中转就可以直达各个小城市，因此波音没有做大客机，波音在小的点对点上改进，做点对点的飞行。而空中客车假定是“枢纽”型，到法兰克福先坐大飞机，再转小飞机，所以三百人的飞机就首先问世了。

再比如，当前在终端OS领域，Android、iOS、Windows Phone（微博） 8三足鼎立，形成了各自的生态圈，留给其他终端OS的机会已经很小。如果说这三个操作系统都给华为一个平等权利，那我们的操作系统是不需要的。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们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的，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地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地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虽然稍微差一点，但也要凑合能用上去。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因此，如果在短期投资和长期利益上没有看得很清楚的人，实际上他就不是将军。将军就要有战略意识。华为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时期，要加大投入，把这些优势耗散掉，形成新的优势。整个社会都在衰退，经济可能会循环衰退，我们虽然跟自己过去相比下降了，但和旁边相比，活得很滋润，我们今年的纯利会到20亿～30亿美元。因此，对未来的投资不能手软。不敢用钱是因为我们缺少领袖，缺少将军，缺少对未来的战略。

再比如，华为的优势在于数理逻辑，不在物理界面。华为一定要在优势方面集中发挥。所以在材料科学方面，我更多地倾向于材料应用上的研究，而不是材料的创造发明上。日本正在从整机收缩到部件，从部件收缩到材料，这对我们是一个天大的好时机，日本拼命做材料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研究的是怎么用这些东西，使产品比美国做得好。大家都认为日本和德国的机器可靠，那就让日本人、德国人做我们的中间试验，把关我们产品的质量。好坏让日本员工、德国员工去定义。

中国的宗教是玄学，是模糊科学，对创造发明有好处，但对做可靠的产品不一定有好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和世界达成互补性的经济关系，多交一些朋友，才能有助于达成主要的战略目标。

统一的哲学是创新的基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演员是没有啥钱的，我曾经听过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中央顶级的明星刘欢、王刚等从北京到太原的演唱会，走一次能赚多少钱呢？赚20元人民币。但是怎么能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他们就没有贡献呢？我们去俄罗斯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就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些人！俄罗斯是文化大国，它的文化对整个区域都产生了影响。

这两天看王国维的电视剧，王国维是鲁迅先生骂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今天回过头看这个人的哲学思想是很伟大的，当年张之洞去开矿山、办工厂，李鸿章搞洋务的时候，王国维说：“振兴中华要靠哲学”。但是，他还是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投湖自尽，自杀了。中国有两个痛苦的灵魂，以前说最痛苦的灵魂是鲁迅，现在往前走一步，王国维也是中国最痛苦的灵魂。王国维讲哲学才能改变中国，今天来看确实是这样的。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及整个欧洲社会，他们在哲学体系上搞清楚了，几百年没有动乱过。

而我们的政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就是从上到下在价值观上没有统一，哲学观点没有统一。中国应该先搞哲学，来改造人们的思想，国家才能有新的机制和体制产生，王国维以前是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现在我们觉得他是很伟大的。还有一个伟大的人是李鸿章，李鸿章也是“不耻于人民的狗屎堆”，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者”，不仅自己“卖国”，而且他去和日本谈判签《马关条约》的时候把儿子也带去了，让儿子也参与了《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果爆发了“五四运动”。但是今天重新来看历史，重新来看《血色黄昏》，李鸿章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以后大家会重新去理解这个结论。所以不要为一时半时有没有光荣和功勋去计较。

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做基础科学的人，更多要看到你对未来产生的历史价值和贡献。我们公司要宽容“歪瓜裂枣”的奇思异想。以前一说歪瓜裂枣，他们把“裂”写成劣等的“劣”，我说你们搞错了，枣是裂的最甜，瓜是歪的最甜，他们虽然不被大家看好，但我们从战略眼光上看好这些人。今天我们重新看王国维、李鸿章，实际上他们就是历史的“歪瓜裂枣”。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有时候不需要急功近利，我们从来不让你们去比论文数量这些东西，就是想让你们能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但做得也不够好，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没有完全做到统一，统一的价值观是经过多少代人的磨合才有可能的。现在我们也不能肯定，但是我们尽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