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反倾销应诉失利的3大原因[灌水]

文/木青云 前不久，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就中国对美出口彩电反倾销案作进行终裁投票，国际贸易委员会副主席詹妮弗·希尔曼（Jennifer A. Hillman）和委员马西亚·米勒（Marcia E. Miller）、斯蒂芬·柯普兰（Stephen Koplan）、夏洛特·朗（Charlotte R. Lane）、丹尼尔·皮尔逊（Daniel R. Pearson）等5名投票者一致认定，从中国进口的特定种类彩电确实对美国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至此，在这起迄今针对中国出口机电产品的涉案金额最大的反倾销案中，作为一个集体，中国彩电企业应诉失败。 尽管中国企业名义上还可以向美国国际贸易法庭提出申诉，但翻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终裁结论将在5月26日之前送交美国商务部，美国商务部将在正式收到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通知后7天之内（亦即6月2日之前）发布行政命令，开始正式向中国有关彩电厂商征收反倾销税。根据美国商务部4月13日的肯定性终裁，对中国各主要彩电出口厂商征收的反倾销税率如下：——厦华，初裁反倾销税率31.70%，终裁税率4.35%；——长虹，初裁税率45.87%，终裁税率24.48%；——TCL，初裁税率31.35%，终裁税率22.36%；——康佳，初裁税率27.94%，终裁税率11.36%；——海尔、海信、创维、苏州菲利浦、上广电、星辉国际控股公司及其另3家全资附属公司：初裁最高税率40.84%，终裁加权平均税率21.49%；——其他未应诉企业：初裁税率27.94%～78.45%，终裁税率78.45%。 无疑，即使不考虑市场上传说中第三国厂商的挑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这个裁决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是在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对美出口彩电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基础上作出的，而美国商务部之所以作出上述裁决，其立论基础又是中国属于“非市场经济体”，这个前提假设本来就不符合事实。尤其是美方选定印度作为“替代国”来计算中国彩电的“正常价值”，但中国是全世界家电第一生产大国，包括电视机工业在内的整个家电产业市场化进程起步早、程度高，竞争之激烈在全世界也令人叹为观止；而印度彩电工业至今垄断程度相当高，生产规模很小，在全世界无足轻重，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效率与中国同行均相去甚远不可相提并论。以印度为中国的替代国，必然显著高估了中国彩电的“正常价值”，更何况就经济效率而言，反倾销本身就绝不是一种合理的国际贸易制度安排，容易导致进口国、出口国两败俱伤。 究其根源，现行反倾销制度的打击对象本身就是错误的。在持续性倾销下，进口国生产者只需要进行一次产业调整，进口国消费者却能够长期受益，符合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则，利大于弊，因此不应受到制裁。即使进口产品的廉价是人为造成的，只要这种人为优势能够持续，问题的本质就不会受影响。然而，无论是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还是各国反倾销法，却一致规定征收反倾销税的前提是进口国工业因倾销而遭受“损害”，而“损害”的证明是以倾销的持续长期存在为前提的，因此，现行反倾销法所抵制的是符合自由贸易原则、促进竞争的持续性倾销行为，本身就违反经济效率原则。从长远看，取消反倾销等贸易救济制度无论是对整个国际贸易体系，还是对进出口国双方，可能都更为有利。 然而，在当前的政治游戏规则下，反倾销制度在世界上有日渐流行之势。我们不能指望迅速解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更不能指望在可预见未来取消反倾销等贸易救济制度，现实的工作重点只能是改进反倾销的预防和应诉工作。 从这个视角出发，面对中国彩电企业此次反倾销应诉失败，我们需要反思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国际市场竞争策略的误区 当前，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策略存在两大误区，其一是过度依赖价格竞争策略。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判决书，2003年美国彩电厂商总产量为380万台，总价值19亿美元，均价500美元；相比之下，2003年中国对美出口彩电180万台，总价值3.189亿美元，均价177.2美元。价格差别过大，不仅降低了我们的出口效益，而且容易引起反倾销诉讼。中国商品出口利润率之低，从海外代理商的财务报表上可见一斑。华人季龙粉、徐安可创建的亚佩克斯数字公司（APEX Digital）是美国最大的DVD影碟机销售商，该公司销售的商品基本上都来自中国，为长虹、宏图高科等中国知名家电企业充当在美销售代理，而根据邓白氏公司所作APEX公司资信调查报告，APEX公司2002年财务年度（至2003年7月31日结束）上半年销售额2.11亿美元，净利润仅45.9万美元，销售利润率只有0.22%。 当然，中国出口企业高度依赖价格竞争策略有着深刻的根源，短时间内也难以摆脱这一策略。中国出口商品至今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机电产品出口已经占据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半壁江山，但中国所承担的环节也多数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由于这样的商品和生产环节进入门槛不高，质量相对容易控制因而差异不大，国内外供货商与日俱增，国内供货商之间、国内供货商与其国外同行之间的竞争通常只能在成本上面作文章，正常的竞争很快就会失控滑向“割喉”式的价格战。一般说来，超越价格战陷阱的根本方法是提升产业结构，但鉴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存量使得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必须相当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我们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指望通过提升产业结构从根本上降低遭受反倾销的几率，对付反倾销，还需要依靠别的措施。 误区之二是中国产品对一个市场的出口量往往在短期内暴涨，这样更容易诱发反倾销起诉。美国对华彩电反倾销案中，长虹公司对美国出口量就是在短期内大幅度增长；1993年中国定尺中厚钢板对美出口量为零，1994~1995年一年之间便猛增近20倍，1996年便超过老牌钢铁出口大国俄罗斯。一旦走到这个地步，反倾销也就离中国商品不远了。

应诉策略的缺陷 保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也不例外。近两年美国对华贸易纠纷有上升之势，重要原因是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滑入经济衰退，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出现转机，就业数据更是直到今年3月份才好转。在这种形势下，跃居世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头号大国（2002年）、对美出口连年高速增长的中国沦为靶子，被许多美国公众视为导致美国制造业衰退和就业机会外流的罪魁祸首，势所难免；而在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的“游戏规则”下，在贸易争端中寻找外国替罪羊从来就比不无痛苦的内部结构调整更受政客们青睐，因为前者可以立竿见影，后者迁延时日也未必能够收效。 既然美国公众在经济衰退中滋长了对中国的怨言，就必然会有政客利用这种不理性的情绪为自己牟取政治利益。这样，要在反倾销之类贸易纠纷中赢得主动权，关键就在于在贸易伙伴国寻找反对保护主义的同盟军，包括贸易伙伴国进口商团体和支持自由贸易的学术界、舆论界人士与机构。一方面，我们应当积极扶持贸易伙伴国进口商团体的发展（要讲究扶持的手段以免造成政治麻烦），借助他们的政治活动能力，阻止保护主义团体将自己的意愿转化为政府实际的保护措施。另一方面，进口国保护主义团体为了使他们限制进口中国商品的行动在社会上赢得尽可能多的支持，需要通过舆论工具使其居民只知道我国商品冲击了他们的产业；为了削弱保护主义团体的政治实力，我们需要尽力使进口国居民认识到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给他们消费者带来的福利，使他们认识到保护主义团体为了私利使整个国民经济付出的代价。 为此，我们需要通过间接的方式促进进口国学术界、新闻界围绕上述课题开展研究、制造舆论，向保护主义团体施加强大舆论压力，从根本上削弱保护主义团体的政治活动能力。在此次彩电反倾销案应诉中，我们驾驭美国商业法律和公众舆论的技巧有所进步，美国著名的卫理律师事务所以及一些国际贸易法律师、著名经济学家和美国大零售商代表等10余人先后到庭为中方作证，并为中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护，但仍然不够娴熟，以至于未能摆脱最终应诉失败的厄运。今后，我们还需要继续从上述两个方面发展壮大在贸易伙伴国的反贸易保护主义同盟军。

应诉组织规则的缺陷 直观地看，此次应诉失利的直接原因是中方彩电业个别厂家与美国申诉方五河电子公司进行了幕后交易，致使原本把中国彩电出口美国市场税率减低到零税率的希望化为泡影。可以肯定，这家中国厂商将因此遭到国内舆论的抨击，事实上已经有人在呼吁国人抵制这家厂商了。我也对中国厂商未能步调一致通过强有力的集体行动争取最优结果感到遗憾，但在商言商，彩电毕竟不是什么涉及国运兴衰的战略性产业，而只是普通的消费品，厂商希望通过单独行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心理确实无可厚非。毕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家企业都是拥有自身利益的独立市场主体，在集体行动中如果不能将个体利益与总体利益统一起来，集体行动即使一时成功也势必不能持久。与其上纲上线、义愤填膺地谴责、抵制进行幕后交易的中国厂商，不如反思我们的反倾销应诉组织规则，审视其中是什么缺陷妨碍了将企业个体利益与整个国内产业总体利益的统一。归根结底，进行幕后交易的中国厂商卖出去的彩电同样是中国的出口。 180万台的美国销售市场受影响，不至于损伤庞大的中国彩电业的元气。何况此次反倾销对象不是所有规格的中国彩电，而是屏幕52厘米以上的彩电；也不是所有中国厂商都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而且在中国彩电出口美国的3种方式(使用自主品牌、OEM和ODM)中，后两种出口形式所占比例较大，且不在美国课征反倾销税的范畴之内。如果中国彩电业能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改进竞争策略、应诉策略和应诉组织规则，未必不能平稳度过反倾销应诉失败的冲击，并化坏事为好事。